在“现代性批判／现代化辩护”的这一全球化学术背景中，哈贝马斯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家而受到普遍的关注。近年来国内已有了一些哈贝马斯作品的翻译和思想的评论，最近出版的《哈贝马斯传》（霍尔斯特著，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又提供了一个生平与思想评论混合的版本。本书译者、著名学者章国锋先生对欧洲现代思想有深入的理解，他的翻译又一直可靠，这可以成为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的一个理由。我同意章国锋在序言里对该书的评论：“尽管它的叙述方式不尽如人意……过于简单，但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至少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哈氏迄今为止著作的主要内容和他的理论发展的大致脉络”。对复杂理论的比较简单化的分析和介绍在知识生产和学术交往中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像哈贝马斯这样书写得太多而又话密的思想家特别必要。这本书的附录里有章国锋1999年对哈贝马斯的一个访谈，虽然不太长但很有意思，它增加了阅读这个译本的意义。最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在回答章国锋的一些尖锐的提问和对他的理论的反论时往往闪烁其词，至少也是在试图蒙混过关，例如问题3、4、5，都是如此。
哈贝马斯当然是个重要的思想家，但我必须承认我既不喜欢他的写作方式也不大同意他的理论。他的思想似乎属于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但却更愿意发现“西方民主制度”的潜力，甚至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就理论潜力而言已经是人类所能够想像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这种想像恰恰是对人类想像力和未来人类的可能生活的无理蔑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不过使马克思首创的社会批判思路变得缺乏力量感，因为他过分夸大了语言交往的分量，而忽视社会生产尤其是社会博弈在塑造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就哈贝马斯最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而言，其中所涉及的对话和交往问题倒是当前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但我觉得哈贝马斯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背景过于简单，仍然是某个社会内部的主体间的对话／交往问题，他似乎没有考虑到，至少是没有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间的对话／交往问题。事实上后者是更大尺度的问题，而且已经干涉到了任何一个社会内部的对话，甚至，当我们发现不同文化的逻辑或文化句法必须在同一个世界中被考虑时，包括“理性”、“合理的”、“真实的”等等概念在内的概念体系和含义都不得不在不同的文化叙事和表述（representations）中重新思考。一种仍然用知识论句法来表达的主体间对话模式对于文化间对话来说是过于简单了。因此当读到哈贝马斯对章国锋声称他的交往理论“同样适合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时，我读到了一种典型的大话。福柯说哈贝马斯想像了个“交往乌托邦”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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